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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一个显然的障碍是中西方学者错误地倾向把西方近几十年来兴起的非诉讼纠纷解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简称ADR）简单等同于中华法系的非正式正义。
清代晚期，在《大清律例》的户律门下，关乎民事的关键四章（户役、田宅、婚姻和钱债）中，共有46条律和130条例，[24]等于是一部具有相当规模的民法。他说明的是现代西方法律思想的核心。
问题是，世界银行估量各国社会平等的基尼系数，所依赖的基础是世界各国的收入统计数据，而后加以整理和排名，而世界正义工程用的则主要是质性判断的问卷调查。[17] 同注9，《读例存疑》，第二册，第281页。而西方的调解则十分不同，它是和法庭程序完全分开的程序（下面还要讨论）。近年来，在西方的ADR运动中，固然有不少关于社区调解的论说，但是，因为其社会一贯以来大多缺乏如此的调解机制，社区调解其实一直都只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我们还看到，美国的古典正统创始人兰德尔的思路是和马克斯·韦伯一致的。
[78]有的论者据此认为ADR在美国起到巨大的作用。实际上，刑事和解导致了不少滥用的实例，尤其是允许有权有势者凭借权/钱而（等于是）收赎罪行，也造成有的受害人漫天开价的现象，完全脱离了调解的理念，当然也与修复性正义拉不上关系。同时必须从适法性处思考，而不能止于呼唤重视中国问题和罗列中国问题。
[8] 2-2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中国问题有无具体内涵并非中国问题强调者着急的事，突显中国问题特殊论是他们真正在乎的。[17] 有学者不无见地地指出：我们根本就用不着为寻找什么中国话语而着急、焦虑。法理学要为财产权提供一般权利理论。[27] 坚守法治不是认为某种法治模式或制度是原教旨，这种不顾社会条件的法治的原教旨论已遭不少败绩。
既便遵循这种决定论，如上述，由于中国问题具有普遍性中的特殊性，也就不可能只产出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还会产出普适的理论和普适的制度。社会问题能蜕变成法律问题意味它们适合由法律来评价，那么，什么决定着适合由法律来评价呢？经验上，这是由实证法律所规制的事项，但什么可由实证法律来规制，什么又不能，根据何在，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规定唱歌五音不全是违反法律的。
3-1适法性是蜕变标准 不管侍法者在法学院里诘难法学（法律）思维是否被引为时尚，法学者和法律人要解决中国问题，无论是主题、缺陷或难题哪一种意义上的，均需从法学学科性质出发。于是，针对中国问题的提出者眼里的中国问题，我们可以说，人类面临诸多一般性或普适性问题，它们超越了时空的双重制约，涉及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关切和最终关怀，例如，经济理论中对稀缺资源最优配置方式的探究，司法如何尽量实现中立性的要求。以问题导向替代实践导向并不是什么要命的失误，关键是对问题导向研究（以下称实践导向研究）及其与理论导向研究要有恰当的认识。[14] 北大常务副校长刘伟就燕京学堂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我们现在提中国学，首先要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中国问题的主体性、中国学学科的主体性。
第三、理论提供研究的形式与方向。社会意义上的一切问题是制度性问题。这类无适法性也曾发生在美国的禁酒令上，有普适性。姑且就以成王败寇论之，法治在中国是否就乏善可陈呢？当然，无人是在有和无之间投票，但功效法治论者的评价明显较低，同时，衡量法治的功效大小的指标一直未形成共识。
法律人讨论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是用适法性去判断其可否变成法律问题，法律问题又不同与以体系化和理论竞争为目标的法学问题，两者并无意义的高下。用学术语言和思维把法律问题翻译为法学问题更多属于近代，19世纪初后受实证主义影响，许多学科从大一统的哲学中分化出来，以科学为楷模，法学的知识被体系化，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概念法学和分析法学的贡献为最，是故法学也被称为science of law, Rechtswissenschaft。
见陈来：《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35页。不能因为拉伦茨是德国人，就说他思考的只是德国问题，他提出的民法的社会化不也是中国民法面临的问题？南京换妻案中罪与非罪之争和哈特与富勒关于卖淫的是非之争不是共享了法律道德主义的理论？[15] 当今在中国通行的主流学术话语的确多由西方学者提出，但经近百年来的转化也日渐为整个学界接受，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乡土被外来的理论和制度冲刷殆尽，而与西方社会具有很大的同构性和趋同性，古今中国人之别明显大于今日中西人之异。
然而，何谓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到底有多特殊？哪些中国问题可以成为法律问题？法律问题是否等同于法学问题？这些本当是主张研究中国问题的法学学者首先要回答的前提性疑问，遗憾的是，他们对此多语傿不详，甚至不置一词。这里不便且无需列出清单的明细，倒是可列举一下哪些问题域不适合由法律来评价，尽管不适合也是可变的，以致常常在适不适合上争论不休。人们看到，恰恰是由于破产法被虚置，丧失引导企业退出市场的功能，政府主导的依靠博弈、谈判的企业重组和兼并的成本过高，有悖经济的效率原则，也导致中国市场的拥挤和秩序混乱。所谓问题指预设与现状不一致的事实存在，而预设总是受导于某种理论和制度及观念，因而问题是否存在总是以某种理论和制度为判断标准。文森特.帕里罗等：《当代社会问题》（第4版，书以美国为例），周 兵 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它所涉及的行为与法律相关，且由法律所规范，然而既不能适当地评价为合法的，亦不能评价为违法的。
法学的理论，近代以来几乎全部来源于西方，没有这些理论我们无法观察中国自身已经改变的事物，而直接套用这些理论有时又会误读中国的经验，这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悖论。而是它们各有使命，不可相互替代，一如王国维言：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就法学的整体而言，相比人文诸学科，其实践导向研究的色彩更为浓烈，因为占法学主体的各应用性法律教义学要直接回答人们在生活世界如何行为，但法哲学、法理学、法社会学等基础法学以及理论性法律教义学中的理论导向研究是不可或缺的，[2]它们主导着法学发展的方向和法学的体系化，如法哲学对什么是法从自然性到神性又到人性的不停追问，使法和法学同时丰满。
[5] 在2014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专设中国问题（The China Context），主题为：How are structural changes in China's economy shaping its future? Dimensions to be addressed: - Incorporating sustainability into growth models - Restructuring industri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Addressing talent and innovation gaps 中国也有许多以中国问题为研究主题的研究机构，著名的有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08年成立），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2011年成立），清华大学成立国情研究院（2012年成立）。功能法治论是指法治具有给社会提供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公平和自由的功能，当然，在历史上，法治并非是这些功能的天然承担者，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些功能是由宗教、道德、习俗来实现的。
出路在于，借用既有的理论，按照中国的经验，或加以改造，或生成新的理论，来观察中国当代的社会事物和历史。[2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对此疑问予以了解答，分别是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
具体的策略是，首先是主张中国中心，不再是学术中的西方中心，认为学术的中心—外围（或边缘）结构的不合理性，并把矛头指向中心即发达国家的学术主导。其余则是共同的，但在共同中又带有各自的特点。总之，理论和制度不仅是问题存在的家，也使问题具有普适性或特殊性，那种以中国问题为基础来建构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的主张听起来耳顺，说出来令人心动，却颠倒了问题与理论和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从政治的角度看，普通法系国家的民主政治较为稳定，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稳定政治结构的国家有许多是普通法系国家。
[1]中国学界尤其是法学界青睐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似更是顺理成章之事，不仅因为我们处在一个问题时代，还在于法学本身就是一门定分止争的学问。主流的学术话语大体能满足今日社会的符号化要求，已内在地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构成性要素，至少人们已经习惯用自由、平等这样的语词来理解和实践社会生活，而非被人夸大的伦理性要素（如主流话语的恣意），无法想像一个今天法学学者可以不用规范、权利、程序、法治、等概念和理论去研究时下的法律问题，而非要穿越时空，用学堂、经书先生、衙门、师爷代替学校、教授、法院（政府）、律师去表征中国的法律现象。
陶东风：《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民主与科学》2014年6期，第56-57页。因不顾金钱本性的禁止民间借贷。
它又可分为基于实践的和引导实践的，前者是部分通过实践活动而获得新知，主要通过创造性的作品，艺术品，如绘画，音乐，设计，模型，数字媒体，或创造性的活动，如表演，装置和展览的形式展示，虽然这些知识的意义可用文字描述，但只能参照这些成果形式才得到充分的理解。学术生产的多样性造成法学问题出现的原因要复杂得多，一则是研究创设规范的不同层次的理由，各部门法的几乎每一个法律问题均可在法学体系的不同层面上被化为法学问题，以财产权为例，法哲学的财产权是人的尊严的基础（如无财产则无人格）。
与既定的价值、规范、利益发生冲突, 并且由社会中的团体与个人表达出来。已经被社会上多数人所觉察、认同、感受,。其中第一种即差异难题最应为人关注，它也是引发本文讨论的主因。近百年前罗素在《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 1922)中称，不管对于中国还是人类，文化问题都是根本，只要文化问题能够解决，无论采用哪种政治或经济制度去实现这一目的，我都能接受[3]。
但主要是适法性以外的因素。三是指在两个及以上的东西之间难以选择的事情，如隐私利益与公众知情权、表达自由孰轻孰重，时常颇费人情智。
因而，不存在未经任何理论和制度染指的作为纯粹事实的问题，问题是理论和制度制造出来的，是规范与事情状态不对称的表现，没有理论和制度这套判断标准无所谓问题。本文讨论的逻辑结构为：先定位问题导向。
这两种违法与典型的个体性违法不同，而具有群体性，令法律大面积被虚置，法律常常因不能责众而失效。存在问题或者问题未得以完全解决还表明，这是既有理论和制度的未知领域，如在中国的少年司法中，对少年被告人而言，最大的难题在于他们将来如何回归社会，重新社会化，现有的结果正义和程序正义的理论和制度对此缺乏解释力，这便产生对新理论和制度的需求。